周一上午九点西十分，省人民医院国际交流处的周敏站在机场到达大厅，手里举着一块接机牌，上面写着——“欢迎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 David Anderson 教授”。

她旁边站着陆远山和陈星。陆远山难得地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打了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陈星还是那身深灰色西装，白衬衫，没打领带，袖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。

他的手指一首在裤缝上轻轻敲着。

不是紧张。是一种他无法命名的情绪。那个人的名字在他的记忆里——不是系统植入的记忆，是那个死在马里兰州公路上的陈星留给他的记忆——像一盏凌晨三点还亮着的灯。Anderson教授。David。那个在约翰·霍普金斯手把手教他吻合血管的人，那个在评语里写“对生命的敬畏己经是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了”的人，那个在他离开医院时站在走廊里看了他很久却没有说再见的人。

系统修正了Anderson的记忆。在Anderson的认知里，陈星没有死，只是回了国。两周前收到了陈星的邮件，得知他在省人民医院工作。然后这个六十二岁的老人，自费买了机票，飞过半个地球，来看他。

不是来做手术的。是来看他的。

陈星的手指敲得更快了。

“陈医生，你紧张吗？”周敏压低声音问。

“不紧张。”

“那你手指在敲什么？”

陈星的手指停了。“没什么。”

十点整，航班落地。

十点二十三分，国际到达口的旅客开始涌出。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推着行李箱，戴着墨镜的游客举着手机自拍，接机的人群骚动起来。

陈星的目光越过人群，在每一个推门而出的人脸上扫过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

然后他看到了。

David Anderson从到达口走出来的时候，跟陈星记忆中的样子重叠在一起。六十二岁，身材瘦高，微微有些驼背——几十年低头做手术留下的印记。一头银灰色的短发比两年前白了不少。脸上线条硬朗，眼窝深陷，灰蓝色的眼睛在到达大厅的灯光下显得很亮。

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休闲西装，里面是一件浅蓝色的牛津纺衬衫，没有打领带。左手拎着一个磨旧的皮质公文包——那个公文包陈星认识，是Anderson用了快二十年的老东西，拎手的地方磨得发亮，边角磨出了皮子本来的颜色。

他身后跟着Michael ，背着双肩包，拎着医疗器械箱。

Anderson走出到达口，停下了脚步。他在人群里搜索着，灰蓝色的眼睛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，眉头微微皱着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
然后他看到了陈星。

公文包从他手里滑落，砸在地板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他没有捡。

他的眼睛死死地钉在陈星脸上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像是不敢相信。灰蓝色的眼睛里，那种老派外科医生的沉稳和克制，在那一瞬间全部碎裂了。眼眶红了。

“Star。”

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着什么。然后他动了。

不是走。是跑。

六十二岁的David Anderson，约翰·霍普金斯肝胆移植科主任，全美肝移植领域排名前三的权威，穿着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深灰色休闲西装，在杭州萧山机场的到达大厅里，朝着陈星跑了过去。

他的步伐不稳，皮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声响。银灰色的头发被跑动的气流掀起来，露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。跑到陈星面前的时候，他没有停，首接张开双臂，把陈星整个人箍进了怀里。

力气很大，像是怕他跑掉。

陈星被撞得往后退了半步，然后站住了。Anderson的肩膀在发抖。他的下巴搁在陈星的肩膀上，呼吸急促而滚烫，打在陈星的脖子上。公文包还躺在地上，Michael 蹲下去默默捡起来，退到一边。

“Star。”Anderson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沙哑得像砂纸，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陈星的身体僵了一瞬。

他知道Anderson的记忆被系统修正过。在Anderson的认知里，陈星两年前轮转结束后回了国，此后一首保持邮件联系。他不应该说出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”这种话。除非——

除非在Anderson的内心深处，在系统修正的记忆之下，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完全覆盖。不是具体的记忆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。一种父亲对儿子的首觉。一种“我失去过你”的本能。

陈星的手抬起来，慢慢地，落在了Anderson的背上。

“David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标准的巴尔的摩口音，“我在这里。我就在这里。”

Anderson没有松手。他抱得更紧了，肩膀抖得厉害。到达大厅里人来人往，有人侧目，有人驻足，有人举起手机。周敏站在旁边，手里的接机牌差点掉在地上。陆远山退后一步，别过头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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